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一直面临着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巨大张力。而环境问题仅仅依靠行政、经济与技术方案很难从根本上解决，这需要得到来自道德理性的辩护和支撑，重新审视和建构人与自然间的伦理关系，形成伦理与实践有机统一的环境治理面向。

　　改革开放前，我们曾长期无视乃至蔑视自然规律，“人定胜天”“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是我们一度秉持的信条。改革开放后，历史的蒙昧主义被废除，中国经济获得了长时段的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发展史上的奇迹。这一巨变显然与中国成功地采取了经济理性主义的市场化改革策略有关。毋庸讳言的是，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往往是以环境的过度透支为代价的，在每一个表征了经济快速发展的数字背后，都是令人担忧的高能耗与高污染。然而，在此时的中国，穿衣吃饭、生存发展不仅具有正当性，而且具有紧迫性——发展是硬道理以其强大的惯性，几乎成为社会的主导性原则。

　　在这种背景下，功利主义的环境观建立在经济伦理基础之上，并与人类中心主义的确立密切相关。这种观念将人推到最高主体和绝对中心地位。尽管人类中心主义根深蒂固，人们却在大自然的屡屡报复下逐渐认识到，人不仅应该对自己负有义务，而且对自然、其他物种和所有生命都负有直接的道德责任。在世界范围内，绿色GDP日益受到重视，从征服、索取到修复、保护，环境保护中的经济伦理思维正在逐步形成。

　　人类在谋求生存、发展和永续繁荣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环境、人与人乃至人与社会等关系的思想意识、制度设施和物质形态等生态文明成果，其将生态系统视为一个共同体，目的在于实现人与自然关系的重建。相较于西方社会，中华民族之悠久、深远的传统文化更富有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真知灼见，与生态文明的内在要求有天然的契合性，从而为生态文明的实现提供了哲学基础。中国先人笃行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认为人与自然同一本源，倡行仁爱万物、尊重生命，顺应自然、完善人生，节俭朴素、少私寡欲之举。借由中国传统思想中人本同根、天下一家等古典智慧和哲学思维，势必能发展出一套全新的生态观，从而在建构人与自然之关系上达到一个崭新的高度。

　　任何一种文明形态都有自己的伦理基础或伦理意蕴，都需要得到来自道德理性的辩护和支撑。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一种新的发展形态，与依然囿于国家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和迷信技术手段的现代环保运动不同，它所谋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共同福祉，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互相滋养、共处共荣。

　　现代社会，物成为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中介。自然成为满足人类欲望的纯粹对象，自然的多重价值被降解，人类对自然的敬畏和热爱被抛诸脑后，人与自然的血肉联系被切断。最终在资本逻辑的主宰下，现代理性出场和张扬，加剧了人和生态的异化，把人类和地球推向了危险的边缘。现代理性在注重思想和行为的合理性同时，强调的是功利和算计的原则，呈现为经济理性和科技理性两种形态。二者具有极大的反生态性：经济理性将功利主义视为普遍的道德原则，其基本逻辑是追求功利的最大化；科技理性的基本逻辑是追求精确化，必赢登录将分析还原作为掌握自然规律的基本方法。可见，在理性的旗帜下，人类事实上对自然采取了一种彻底的“非理性”的甚至是“反理性”的姿态。必赢登录

　　全球环境危机的频繁爆发及其引发的大量社会冲突使得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环境问题的产生和发展表面上表现为人与自然的矛盾，实质上却是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这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的环保意识在增强，全球环境恶化的趋势却并未减弱）。因此，仅仅依靠技术方案很难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要将抽象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转化为可实践的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关系并加以妥善解决。同时，由于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主体差异性，只能通过诉诸道德来调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需要在某种程度上对大自然实行“复魅”。

　　由于现代化起步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中国一方面需要提升经济实力从而取得国际话语权，另一方面必须应对全球化的生态危机。建设生态文明和促进经济发展二者的统一，是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生态文明的普遍使命和归宿，也是其区别于西方生态文明理论的根本之处。

　　相对于工业文明，生态文明更加关注运用与生态环境和谐一致的方式实现经济增长，尤其是不像工业文明那样，让经济增长屈从于满足人的非理望，从而丧失对自然的敬畏和尊重，而是把经济增长同人性的提升、人的全面发展结合起来，旨在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和解与和谐。

　　中国社会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线路图逐渐明晰。党的十八大提出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确立了包括生态文明建设在内的“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必赢登录并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高度，使我国成为当今解决世界环境问题最具有话语权的国家之一。党的十九大和党的二十大接续了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生态文明建设既是实现“美丽中国”中国梦的中国探索，也构成世界生态文明进程中的中国贡献。